传教士为中国现代化播下龙种 却收获了跳蚤
背景资料：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并由此开始了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 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的女儿，长大之回到中国，创办培华女校，这是林徽因的母校。他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 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作者介绍： 沈迦，1969年出生于温州。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浙江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现居加拿大。出版有《文化人换笔》、《温州话》、《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多本专著。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研究，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遍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等，在世界各地打捞被中国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 对话人：于一爽 中国的历史观必然要屏蔽那些传教士们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会关注到苏慧廉？ 沈迦：就讲讲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吧。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所以很小很小的时候便随着祖母去教堂，礼拜天去教堂在我们家是一个很日常的事件.祖母去的教堂就是本书的主人公苏慧廉建造的温州城西教堂，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故事。教堂很宏伟，有六根黑色的特别大的柱子，前段时间回温州，这本书做首发式，陪出版社的编辑去了这座教堂。他们说，柱子不大啊！确实，不过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这柱子很大了。听老一辈的人讲，这六根大柱子是从英国运过来的，我那时候就琢磨这个问题，英国那么遥远的地方，这六根柱子怎么能运得过来呢，到底是哪些人，那些外国人把这个事干上了。所以小小的心里其实就埋下了这一点点想法，当然只是一点点想法，算小小的种子吧，一直到了2000年，我在家乡的《温州日报》做副刊编辑，那时候正逢新千年，时兴“千年回首”，要做专版，需要一些老照片来表达温州这座小城过往一千年的岁月。因为在媒体工作，就知道温州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有两本以前在温州传教的外国人夫妇的回忆录，上面有老照片。凭借着所谓媒体的特权就到善本书库把这两本书找出来了。其实在那天，我才知道这个外国传教士的英文名字叫什么。这两本回忆录是英文的，我们不可能一瞬间拿起来就看得懂了，但就是在那天，开始把童年的那点记忆连接起来了。当然后来真正开始动笔，决定做这事，是全家移居加拿大之后，生活方式变了。也可以静下心来了。 凤凰网文化：因为您常年在温哥华所以有一些渠道获取一些资料。 沈迦：寻找资料最大的便利条件是这几年生活在海外，相对找海外的资料容易些。我住在温哥华，家就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也就是UBC大学附近。这是所全球排名前五十的大学，也是北美西岸前三名的学校，图书馆很多，资料可用宏富形容。加拿大又曾是英联邦成员，英国资料颇完备。这所家门口的大学给了我很多的便利。 在国内，哪怕是在上海、北京，找西文的资料其实很难，比如上海图书馆，我出国前，现在回国内，都住在上海，这个图书馆也很熟悉，连同现也归属该馆的徐家汇藏书楼，已开放的西文材料并不多。 凤凰网文化：这种忽视对中国近代史来讲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沈迦：我觉得对中国的这段近代史而言，在国内找不到他的资料是一种必然。必然的原因，一是我们的主流史观本身要屏蔽这些传教士。它主观上是屏蔽这个话题，好像这些人没来过，或者来过，但干的多是为侵略军探情报、做翻译，欺压中国百姓等坏事。反正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第二个原因，中国的近代史，一直到今天的当代史，是一段多么动荡的历史，战争、暴乱、起义、革命，还包括旧城改造、拆迁、农民进城、移民，经过这么多的“运动”，有的东西也变没有了。举个例子，苏慧廉用温州方言翻译的《圣经新约》1902年在温州出版了，要知道是在温州出版，而不是英国。这本圣经在那个年代，是温州教徒的必备之物。数量应不少。但我过往这六年，遍寻各地，竟然在国内，包括公藏与私藏，一本也没有找到。后来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一本，我还专程去了一趟，去看这本“世界孤本”。这本其实是大英圣书公会的存档本。 如此双重的摧毁下，历史记录已是片纸无存。其实，今天存在西方某图书馆、档案馆的这些材料，原本我们这边也是有保存的。我在开始做苏慧廉的时候，能够整理起来的关于这个人的简介估计只有300个字，并且这300个字里充满了以讹传讹。到今天我把它还原成这本书，我没点，他们说这本书有三十八九万字。 我们在在意、无意两种力量的夹击下，把这个人遗忘掉的，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意无意遗忘掉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凤凰网文化：他最吸引您的价值在哪儿? 沈迦：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苏慧廉，你可以讲他是那个时代很有影响的传教士，也可以讲他是那个时代很知名的教育家，也可以讲他是当时整个欧洲很重要的汉学家。我觉得这三个名词可以概括他–传教士、教育家、汉学家，甚至还是个社会活动家。 忘掉做出正面贡献的人并不应该是历史规律 凤凰网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寻找苏慧廉并不仅仅是寻找苏慧廉了? 沈迦：六年以前准备写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个人的生平搞清楚。这个人原来在温州只有留下300字的简介。为什么在温州还有300字的简介，是因为这个人对温州的近代史而言是跨越不过去的，即便意识形态如何，他对温州的贡献是跨不过的，所以在市志、年鉴等书上还有幸保留了短短的简介。但也只有这么一点点，他离开了温州以后干了什么？他是英国人，离开了中国以后又干了什么？我其实那时候就想这个问题，我得把它搞清楚，看看海外的资料是否可补充完整。这是我最初的“企图”。 但是当我逐步把这些东西搞清楚的时候，我又有些新的发现。也就是说我不满足于仅仅把这个人的生平搞清楚了，我在琢磨几个问题：一回看苏慧廉的时代，他是1861年，也就是咸丰十一年出生，当时正是中国结束与英法的敌对，以开放的姿态迈向“同治中兴”的开始。随后中国有洋务运动，常见的说法是迈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步伐。1882年，苏慧廉抵达上海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苏慧廉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直至辛亥革命前离开。这三十年，当然是一个集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努力从传统的大一统中摆脱出来并走向世俗化的时代。1898年，苏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经意间亲历了标志着改良结束的“百日维新”。他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火车莫名延误，后来才知道是满城搜捕康有为。随后中国终于陷入革命的洪流。炸弹与改良开始赛跑。1935年苏慧廉去世，那年中国的南方有遵义会议，北方有热火朝天的“一二九”运动。有史家将苏慧廉正好经历的晚清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七十年代开始中兴，九十年代戛然而止。政治与经济在其间交织往返，缠缠绵绵，而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并共鸣于这一发现。于是我就想试着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 琢磨的第二个问题是，苏慧廉这个人在他的那个时代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中国反会把他忘记。其实我们忘掉的不是他一个人，苏慧廉仅是一个标本而已，我寻找他其实只是找一个标本而已。我更难过或者更困惑的是，如果第二波的历史继续第一波的步调走，我们照样会忘掉本该记住的人。 古人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忘记历史、掩盖历史，会怎样，明白着呢。我这书在台湾出版时，书名叫《日光之下：苏慧廉和他的时代》，扉页的题记来自《圣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大陆版，虽然书名有改动，但扉页这句话还在。 凤凰网文化：现在看，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规律。 沈迦：历史忘掉一些人是规律，但历史忘掉做出正面贡献的人，就不是规律了。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这一段，总是做这种睁眼瞎，甚至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事。在有正确价值观的社会，比如说对英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英国历史并不会把他有意遗忘。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事会不断出现，是我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吗。其实我在寻找这个历史的魔咒。 凤凰网文化：找到了吗？ 沈迦：我觉得找到了。 凤凰网文化：然后呢。 沈迦：我觉得很难，讲一个稍微敏感一点的，今天当代做很多正能量的人，比如说高耀洁，我们就在有意无意地忘记她。为什么？其实答案是一样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历史运行方式，把这些人抛下列车，把他们埋在荒草堆里，然后列车勇往向前，好像除了向前，其他什么都可以不顾。所以我其实在寻找的是这个答案，但这是我在当初写作时没有预先确立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到的。我这本书的书名，在“寻找”与“苏慧廉”之间，中间有个分隔号。这也就是说，我要寻找的不仅仅是苏慧廉。 中国现代医疗制度是传教士带过来的 凤凰网文化：我想多听点儿细节。寻找过程中碰到的困难？ 沈迦：困难主要在语言，也就是英文的障碍，毕竟看英文不像看中文那样一目十行，一本书粗粗翻几页，就知道关键之所在。 关于苏慧廉的材料，把他从原来300字的简介恢复成38、39万字，80%来源于海外的西文材料。苏慧廉是个传教士，西方的教会在组织类型有点像今天讲的NGO，非政府组织，当然今天西方教会也还是这样，并不是个政府机构。苏慧廉到中国来，他的费用、花费从哪里来？就是他们的NGO供应给他。教会的钱哪里来，教徒奉献，并不是政府拨款，因此当年说传教士受帝国主义政府委派来做侵略的工作，在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 NGO的成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及时向总部汇报，我干了什么，每个月、每年提交财务报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写信报告，那个时代相对而言没有更便捷的通讯手段，据我看到的教会档案，传教士几乎每个礼拜都得向总部写信，汇报总结，计划未来。苏慧廉属于英国循道公会，这个机构虽经历几次合并，但还在。我曾获得他们的批准，去了英国两趟，去阅读当年的教会档案。当然这些档案材料都是英文的，很多还是手写体，阅读起来并不轻松。 我讲的第一个困难是英文，其实还有个困难是藏在英文里面，也就是说，即便英文好，也不见得能马上解决。 教会档案、传教士回忆录、个人资料，关于中国内容的，其中牵涉到很多人名、地名、历史事件，这些用英文记录的东西，并不好破解。如地名、人名多用拉丁文记录，很多还是用方言音。苏慧廉夫妇记下的温州人名、地名，就是用温州方言发音。不懂温州话还破译不出来。这个破译的工作量好大，甚至比读懂英文更难。我采取的办法是用地方文献去比对。其中最有效，但也最累的是后人口述访谈，这几年每次回国都去寻访相关事件的后人，听他们说前辈的故事，哪怕是传说。我用他们的口述，结合我寻获的西文史料，相互对照，好像做拼图，还原完整的历史事件。书后的附录，已列了31位访谈者的名单，这是书中采用的口述资料，还有些，找了三年，谈了半天，最后发现不是我要寻访的对象。 当然，我也利用这些后人的口述材料，在书中写了不少相对于大历史而言的小人物的故事。这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是真实的，他们在一个时代里的歌哭，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的普通人。这方面，我也是有点想法的，不过，这里不展开。 凤凰网文化：其实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很简单。 沈迦：最开始的初衷，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就是传福音。传上帝的福音，那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把天下最好的东西传给那些还不明白的人。这是他们最根本目的–带领更多的人信仰上帝。但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是说我来叫你信上帝你就能信的，那要碰到很多困难的。 凤凰网文化：当时闭锁性更强。 沈迦：对，什么上帝，听都没听过，中国人那时候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是世界的中心，怎么会信一个外国人的上帝。在这种状况下，不少传教士就开始曲线传教，曲线、迂回的传教，基本上是这么几个方式：办医院、办学堂、办报纸。比如办医院。从晚清开始，传教士在中国建造了这么多医院，其实这是他的副产品，他的主产品是传扬上帝，就说副产品吧，那时中国只有中医，传教士们带来的是西医，不过“中医”这个名词，是因为来了西医才如此定名的。那个时候，西医的医疗水平要高很多，比之中药，有些病西医可谓立竿见影，中国那时常发瘟疫，疟疾更是常见，西医可能给你吃一粒药就解决问题了。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就觉得西医极其神奇。包括西医还能做手术，那个时候中国人哪看过拿把刀在肚子里开个洞，他就觉得极其神奇。问题在于，西医既神奇又有效，同时这些外国医生，大部分是医疗传教士，讲上帝的爱，对穷人很怜悯，有的甚至不收费，那很多人，看不起病的穷人就可以到他那里。传教士用这样的方式吸引了很多人到他的医院里来。这些医生，因为多是传教士，不是追求利益上收入多少钱，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让你信仰上帝。当时有句话说，那些人感谢医生，说你救了我一命，医生常会说，不是我救了你，是上帝救了你。这句话，让很多得医治的人就开始相信上帝，因为在他们眼里，医生就是上帝的化身。晚清到民国，西式医院在中国蓬勃发展，传教士功莫大焉。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医疗制度，也就是今天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医疗体系，最初是传教士带进来的。 《明朝那些事儿》是作者和读者互相调戏 凤凰网文化：讲讲这本书的结构。 沈迦：我有一条叙事的线，按照目录讲，是苏慧廉的生平线，1861年出生，1883年第一次到温州，1911年离开中国，然后在牛津去世，目录的结构表面是一条生平的线。但同时我又有几条线埋在里面，最明显的是我寻找的线，我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不是那种写人物传记，很常规的，第一页打开，“哇”的一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最后一页，天昏地暗，一个伟大的人物去世了。常规的传记好像都这么写。我在传主的生命的线上，穿插了一条我去寻找的线，开篇第一页就写怎么找到了他的墓地。我是从最后开始写，倒叙，寻找的线我是倒叙的，生命的线是直叙的。我想，这样可能可读性强些。 凤凰网文化：讲讲您和国内这种写史的差异性。 沈迦：我前面已经提到，我觉得国内历史的写法，不论传记也好，还是严谨的历史学术书，好像都走入一种八股。我觉得很多书没有读者唉。近几年又流行一种新的写史方法，像《明朝那些事》那样，看起来写得很活泼，但是读多了，总感觉不牢靠，越读越恍惚，最后就与《甄嬛传》连在一起了。 凤凰网文化：我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觉得在读历史。 沈迦：就阅读者的这种阅读心态来说，他没认为作者写的是对的。 凤凰网文化：如果你认为是一种误导，那他真的起到了误导的作用。 沈迦：《明朝那些事》我也看了几本，刚开始看时，特佩服作者的渊博与智慧。但这样的历史书，多了以后，会有种效果，对读者是一种诱导或误导，读者一段时间以后也没认为你写的是历史。读者这样的心态会反作用给作者，最后大家都进入调戏阶段。 凤凰网文化：虽然作者本身一直在强调他史料的正确。 沈迦：会起反作用的，读者与作者会互相作用。我个人觉得看似幽默的戏说这种东西，若泛滥为一种流行的写法，对中国的史学建构，这中间包括读者的建构，是起一种蛮大的破坏作用。 国外并无《百家讲坛》模式 中国社会太浮躁 凤凰网文化：一个问题：国外有百家讲坛吗？ 沈迦：没有。起码我没发现。 凤凰网文化：因为国外大众媒体更成熟。难道不是更需要电视媒体人吗？ 沈迦：以我有限的视野，好像欧美没有“百家讲坛”这种模式。 凤凰网文化：你想过原因吗？ 沈迦：我觉得造成这种“特色”，第一，整个社会很浮躁、功利、从众、跟风，原本很私人化的读书也成了这样。这年头，有几人会花时间去读《明史》，网上读读那些事，就以为懂了历史。第二，也许与我们有几个大众媒体特别强势有关吧，我们媒体的布局还是计划经济的，谁能登上强势媒体的百家讲坛，就哗哗哗了。我听所谓业内人士讲，只要能上“百家讲坛”，就可以买别墅了。上了百家讲坛，下面书就卖得好了，版税来了，各地有人请了，讲课费、出场费都不低。我就可以买别墅了。学者，特别是讲国学的，还有经济学家，出场费跟明星有得一拼，这也是中国特色呢。第三，我们的历史知识，相对普通民众而言，还是特别缺乏的。都是以前教科书给你的，现在随着阅历的成长，多少知道有不对劲的，但又无从知晓真相。今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一些幕后的东西，自然听着特带劲。管他说的是孔子还是甄嬛。 凤凰网文化：《甄嬛传》，就是一个脏乱差的东西。 沈迦：但你看它走得多火？ 凤凰网文化：它在国外还卖出去影视版权了。 沈迦：对，买版权，主要都是当地的华人看，或者外国人当成一个很猎奇的。 凤凰网文化：主要还是华人看。 沈迦：对，很猎奇的东西在那看。 凤凰网文化：包括这种宫斗戏的流行，看上去都不太乐观。 沈迦：对，但是我觉得这一脉一定走不下去，并且我不认为这种方式能普及历史，就像我不认为于丹能普及《论语》一样。于丹只普及于丹，不会普及《论语》的。 凤凰网文化：所以别人就会认为沈迦，你的方式是唯一的写历史的方式吗？ 沈迦：绝对不能这么说，这可不是我说的。但我比较认可的历史写作方式，是既严谨，又有可读性。 凤凰网文化：还是说国外他就是读者有区分，我不需要你所有人都读历史。 沈迦：国外书店，图书好像就分虚构与非虚构两大类。非虚构的，就得严谨。我有时在想，如果把《明朝那些事》翻译成英文，它应该放在哪个架上？还有，我看国外很严谨的学者，就比如做中国历史的，就比如费正清，他主持的剑桥中国史就很可读，能读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他史料绝对严谨，材料严谨，写法可读，在西方学界，这两者是能结合起来的。 国内学术研究比谁抄的快 凤凰网文化：研究苏慧廉的过程中，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哪个方面。 沈迦：国外，支持学术、甚至兴趣的民间基金很多。只要你的课题有意思，或者在这个圈子里，你有足够的认可度，要申请基金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 凤凰网文化：咱们这边学院，先填一堆表什么的。 沈迦：对。我们只有一个体系来钱，并且还是国家的。当然金主是有要求的，你的研究必须与我的主旋律和谐。其他渠道不让建，只有我这条来路，其实就等于用这种方式收买了研究者。 凤凰网文化：也撼动不了。 沈迦：也撼动不了，也挑战不了，我可不具备这个能力，我只是偶然并且无意当中写了这个东西，现反倒成为可以反观体制内的一些东西的角度。 凤凰网文化：国外对中国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一方面。 沈迦：西方大的综合性大学，基本上都有亚洲系，或叫东方系，可见他们还是关注中国，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曾经有段时间，对中国的明清史蛮关注的。当然近几年，对中国的当代史也比较热，他们关心中国未来的走向，毕竟是大国崛起嘛。不过，西方人的研究方法跟我们这边的研究，路径有点不一样的。比如说中国人前几年说得比较多的《万历十五年》，当这个作品出来时，会发现跟我们国内的研究方法不大一样的。好像他们套路比较新，多创新，其实是西方教育体系培养人的创新性，中国多模仿，其实我们一直在跟他们学。 凤凰网文化：创新的成本太高。 沈迦：说得难听些，现在就是看谁抄得快一点。不过，我觉得这个我没有资格讲这些，我不在学术圈。中国聪明、勤奋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后生可畏。 宗教信众的增加会改变中国人文化 凤凰网文化：基督教真正进入中国之后意味着什么？ 沈迦：宗教是信仰，但从广义上讲是文化，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会容易接受些。基督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当年是传教士是把它带进来，到今天已有很多中国人信这个教。随着信众的增加，随着文明的进程，它最终会影响乃至改变中国人的文化。 凤凰网文化：乐观吗？ 沈迦：但它需要时间。 凤凰网文化：会被撼动吗？ 沈迦：我在这个方面是乐观的，我觉得它会改变中国文化，随着时间推进。 凤凰网文化：不一定你们这代人能等到。 沈迦：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其实今天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来源都是基督教。 凤凰网文化：除了个人信仰之外呢。 沈迦：目前能做的工作，只能是个人的信仰，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政体里。无神论的体制，对宗教，对传教士只能是这样的态度。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说传教士来中国是文化侵略，是侵略军的先头部队，给他们做调查，给他们做翻译，然后怎么恶搞中国人，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到我写这本书之前，也接近这样的概念，或者说仅好一点点。有件事，我有很深的印象，现已去世的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所长，叫陈乐民，陈教授也就是资中筠老师的先生，陈先生曾任欧洲所所长，资老师曾任美国所所长，那应该是七八年前吧，那时我还没开始写这本书。有一次与陈老师一起北京的五塔寺，五塔寺现在叫石刻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天主教传教士的墓碑，墓被毁了，墓碑统一移到这里。我们一起在那里去看这些墓碑。那时候我对基督教、天主教了解并不太多，不过，陈老师是专家，他主攻欧洲启蒙思想。那时他年纪很大了，身体很差，每个礼拜要做一次血透，现在看来，已到垂暮之年。那天我印象很深，我搀着他，他走得很慢，在这片墓碑前，一个个，一个个看。这些都是死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看这么多墓碑，我也有些感慨，就跟他讲，对于传教士评价，起码得三七开，我自以为已讲得比较开明了，起码得三七开了嘛，起码认为他对中国七成是好的。就这时，陈老师拿着拐杖就在地上跺，说：“这些传教士哪做过一件错事！” 凤凰网文化：他能说出这么绝对的话。 沈迦：这句话是他拿着拐杖在地上边跺边说的，一个每周做一次血透，身体日渐衰弱的老人，这么有力地说，他们对中国哪做过一件错事。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他这句话对我后来写这本书是有影响的。可惜陈老师不久后就去世了，我这本书他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一出版就送了一本给资老师。 传教士为中国现代化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 凤凰网文化：能用一个词概括他的一生吗。 沈迦：苍凉。 凤凰网文化：具体。 沈迦：那是种心里的感觉，我记得书中已记录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苏慧廉最后一次来到温州，那是1926年，1926年他已经65岁，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为了处理中英的庚子赔款退款，代表了英国政府回来。其实他在中国很忙，跟胡适等一起，四处考察，每天开会。忙了两三个月，很累，委员会就说给每个人两周的假期吧，这假期你可以休息，或者去哪里探亲访友，苏慧廉于是回温州看一看，他认为温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就回了趟温州，5月6日到9日，他在温州就那么短短的几天时间。大家都知道，1925年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起来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就是反对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回到温州，看到当年创立的教堂已被人占领，他创办的艺文学校，外国人已被赶走了，闹学潮分裂出来的新学校还占领了原来的校舍。他其实好不容易回来看一次，但看到的是这样的背景，他其实是很苍凉地离开的。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 凤凰网文化：全部推翻。 沈迦：有一句俗话，叫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我其实很想讲这个话题，当然在书里面，也试图埋下点内容。我刚才讲了两条写作线，一条线是苏慧廉的生平线，就是打开目录，就看到生平线；第二条是我的寻找线。其实还有一条线暗藏在其中，就是中国过往的一百年，苏慧廉生活时代的一百年，是一条改良与革命赛跑的路线。他是1911年，正好1911年离开中国的。他当时不知道中国会发生辛亥革命。苏慧廉是教育家，不论在温州，还是在太原，他都办教育，他教导的思想是英国保守的那一套。绝大多数西来传教士，不论是从神学教义，还是本国的历史实践，都是提倡改良的。但就是他们培养的学生发生了中国第一次学潮。我们好像会认为第一次学潮是“五四”，从此才有学生运动的。其实苏慧廉主政山西大学堂时，就发生了学生围攻老师、外出游行的事件。前几天看新闻，说泰州市民冲击吃豪餐的官员，众人围堵，官员跪着求饶。网上一片较好声。日光之下无新事的，1905年11月，山西大学堂的学生也冲击过一场宴会，当时是山西商务局在海子边宴请来山西采矿的英国福公司代表。门警拒不让入，愤怒的学生打倒门卫，冲进宴会间。那时距义和团事件不远，洋人突见近千人蜂拥而入，一时乱作一团。几个胆小的还钻入桌下。看到洋人如此狼狈，学生觉得扬眉吐气。并称“这是福公司滚出山西的先兆。”随后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转往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当局废止合同，收回矿权。1905年11月28日的这次行动，可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宏大的学生运动。时距五四运动还有十四年。它开启了学生爱国运动的先河，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上世纪二十年代，各地闹学潮，教会学校的学生不在少数。播下的是改良的种子，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收获的是革命呢？ 凤凰网文化：您解释一下？ 沈迦：这个问题其实是思想史的话题，有不少学者已在研究。有意思的事很多，比如晚清，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去留学，当时留学有两个基本的流向，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欧美，主要是英美。这两拨“海归”回国后，职业的取向及未来对中国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日本回来的，不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欧美回来的，则走上学术救国、科技救国的道路。这背后也是思想史的话题。此虽非我专长，但我在书中其实很关注。中国的近代史，也就是第一波的现代化，是一条改良与革命赛跑，最后以革命胜出的历史，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百年，这后一波的现代化，日光之下无新事的，当然今天还没有跑到终点，如果革命又跑在前头呢？
(供稿/福清市医院特诊科主任，主任医师林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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